话剧历史故事（话剧历史故事舞台活动）

1913到1918历史话剧？

1913年,中国拍摄了由剧评家郑正秋编写剧本的第一部故事片是《难夫难妻》

1913年 《难夫难妻》

当摄影机遇到文明戏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只是对京剧表演片段的简单记录，通常认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是1913年由亚细亚公司出资、发行，新民公司负责具体拍摄的电影《难夫难妻》。该片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郑正秋两人导演，而所有的演员都由文明戏的演员担任。由于当时有男女不能同台的规矩，片中的女角也都由男演员充任。影片现已丢失。根据当时资料记载来看，《难夫难妻》制作简陋，但它毕竟意味着一个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电影传奇鼻祖张石川与郑正秋踏入电影事业的第一步。

电影大历史：故事从这里开始讲述

《难夫难妻》———中国第一部故事片。这件事很宏大。但临近落笔时，却难以启齿。问题只有一个：这部电影丢了，要人如何讲述？

网络有奇文一篇，跨越时空，如临其境：“1913年9月29日，上海。电影就快开场了，郑正秋坐在新新舞厅剧场的前排左角，心跳如雷。他把上千度的黑圈眼镜摘下来，反复擦拭，眼前一片迷蒙。他无法想象，此时此刻，在剧场门口，慕名而来的观众正如潮水般涌动，几乎要将门厅挤垮。他们蜂拥而至，不是为了欣赏穿着Modern Dress的时髦舞女们大跳西洋舞，而是为了观看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电影……”

春秋笔法，挥洒自如。令人心动之余，不免生出恐惧。某某影史评价《难夫难妻》的导演郑正秋与张石川———这两位中国电影拓荒者———说郑正秋有多么忧国忧民，说张石川却只求娱乐大众。意识形态阴影倏然笼罩，令人汗颜。也许，跳出某某影史影评的圈套，这个持续一年之久的专题也就有了自己的灵肉。

从仅有的文献看，《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有编剧、开始讲故事的电影，这并不简单。《难夫难妻》的剧本是郑正秋根据他家乡潮州的乡俗风情撰写而成。故事讲述：乾坤二家欲结秦晋之好，于是不顾子女意愿，请媒人代为奔走。经媒人甜言蜜语，此欺彼诈，又经繁文缛节，择吉成亲，拜天地入洞房。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逼成夫妻。

这个单细胞的故事而今听来乏味至极，但却意非寻常。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到1913年《难夫难妻》登场，中国电影终于开始了用镜头讲述故事的旅程。

尽管，从表面上看，《难夫难妻》的拍摄手法并没有产生什么技术性的飞跃，按张石川在《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中的说法：“导演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演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镜头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动作表情还没告一段落，那么续拍的时候，也就依照这种动作继续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难夫难妻》和用摄影机完整地拍下一出当时流行的文明戏并无差别。但是，这个过程却预示了一种全新的讲故事的语言开始在中国大地兴起。它的意义绝不亚于中国第一部小说的诞生。

说到讲故事，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电视报，“故事片”一词似乎是那时每部教育意义十足的电影前面的特定称谓。而如今，恐怕再没有一篇影评敢使用这么老土的词汇。“故事片”一词的消亡也许代表着中国电影界的整体进化。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已经像好莱坞一样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讲故事的方法。在迷惘中，中国电影仍然努力地寻找着故事与表达，从《难夫难妻》这个坐标原点中射出的却不知是不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射线。

“文明戏”与中国故事片之始

虽然中国的戏曲源远流长，但现代话剧的形成竟然也是与中国电影同步前行的。电影与话剧均为“舶来品”，中国人最早看到的电影是外国人带来放映的“西洋影戏”，中国话剧的初创也是受到当时日本兴盛的“新派剧”所感召，春秋社的发起人如曾孝公、李叔同等人均是一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

当时，人们一般称这种刚刚输入的戏剧样式为“新剧”，取“新型的戏”之意，区别于旧戏，把“新剧”叫做“文明戏”。“文明戏”的“文明”二字则是热情的观众赠予的美称，表示“进步或先进”的意思。文明新戏在当时社会成为了一个流行的名词。1911年至1912年是文明戏的全盛时期，辛亥革命成功后，宣传与鼓吹革命思想的文明新戏团因其与群众声气相投而受到普遍欢迎。

当时著名剧团有春秋社（曾孝公、李叔同）、新民社（郑正秋等）、民鸣社（张石川）等，后两家的主要成员都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骨干。新剧的演出剧目多半以赞美江湖豪侠、自由婚姻或揭露官场腐败等为内容。社会大变动时期，人们来到剧场，不只是为看戏，更为听到议论，知道新的事实。而政权更迭，使统治者一时无暇顾及新剧艺人们的活动，这就给予当时的新戏以较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满足观众的要求，编演出一系列往日不敢演或不能演的新剧。即使有幼稚、粗糙或不妥的地方，也被看戏人原谅了。

到1917、1918两年，文明戏已趋于衰败，因为文明戏演出并不严格遵守剧本，后来甚至完全弃掷剧本不顾，只是简单地利用一点情节，在表演上，不排练、不试演，有时甚至演员上场后还不清楚情节，据说一出叫《秋瑾》的戏开幕前演员还突然大喊：“哎呀，这个秋瑾是男是女啊？”那时候，“文明戏”这一称号则已经有蔑视、鄙夷、贬斥的意味。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舞台剧？

我的答案是这样的

我认为1950年，为响应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发布，为表达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念，我国多位艺术家共同推出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大型舞剧——《和平鸽》。该舞剧是运用芭蕾形式自己创作的第一部舞剧，由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首次公演，欧阳予倩编剧，戴爱莲等集体导演，张彦等作曲。

历史话剧的另一种叫法？

因有别于中国传统戏曲，当时叫新剧，又称作文明戏。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发展，戏曲领域里出现了全国规模的改良运动，同时，在日本新派剧和欧洲戏剧的影响下诞生了中国早期话剧。

郭沫若创作的三个历史喜剧？

郭沫若(1892年～1978年)，男，汉族，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

中国历史话剧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毕生为探索中国历史话剧呕心沥血。他一生的剧作，基本上都是历史剧，并以新颖的创作方法探索中国历史剧的艺术形式，从幼稚到成熟，从低谷到高峰。从打地基到不断地垒高突破，创造出了中国现代历史话剧的风范。他从1920年起至1960年的四十年间，以旷代罕见的才华和火样的激情，在史剧创作上纵横驰骋，取得了累累硕果，共创作剧本18部，其中史剧为17部，现代剧1部(《甘愿做炮灰》)。他的剧作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为史剧创作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是用白话写史剧的奠基人。他的剧作经验，对以后乃至今天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同样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他的历史剧创作活动，大体集中在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19—1925)即早期历史剧创作阶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郭沫若先后写成《黎明》(表演诗)、《棠棣之花》(诗剧)、《湘累》(诗剧)、《孤竹君之二子》(历史剧)、《卓文君》(历史剧)、《王昭君》(历史剧)、《聂荌》(历史剧)等，完成了从诗剧到历史剧的过渡。

第二个时期(1941—1943)即历史剧成熟阶段，共写成六部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并广泛演出，引起强烈反响。

第三个时期(1958—196)即转变手法从悲剧到喜剧阶段，先后创作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两部历史剧，对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

中国话剧四大悲剧？

分别是：《窦娥冤》、《赵氏孤儿》、《长生殿》、《桃花扇》

1.《窦娥冤》

不仅揭示元代社会的黑暗，还赋予主人公窦娥以决不妥协的性格。它着重描画她那股惊天地、泣鬼神的如虹怨气，使这个默默无闻的童养媳，化作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划破那笼罩苍穹的黑夜，给人们带来一线光明，给作品现实主义的躯干洒上一层瑰丽的浪漫色彩。作者还以高超的艺术手腕，细致地刻划了窦娥内心的矛盾冲突，和性格的不同侧面，使她成为一个令人同情和崇敬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

2.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写春秋时期晋国朝廷内外忠与奸的斗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围绕赵氏孤儿而展开的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杂剧一方面揭露了奸臣屠岸贾凶狠残忍的罪恶行径；另一方面写了了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冒死历险、慷慨赴义的侠义精神，形成了激烈的戏剧冲突。由于权奸屠岸贾得到昏君支持，气焰嚣；正义一方暂时居于被动地位，历尽艰险，受尽迫害，这就决定了这场冲突的悲剧性。而赵氏孤地地得以保全，终于除奸报仇，则使悲剧在壮烈之中蕴蓄着胜利的希望，表达了中国人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因此，全剧回荡着一种磅礴的正义精神，形成悲愤而昂扬，惨烈而豪壮的基调，激励人们树立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

3.长生殿

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写了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关于李、杨的故事，安史之乱以后，便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唐代就出现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那样影响深远的作品。这些作品把李、杨的爱情悲剧和安史之乱联系起来描写，批评唐明皇荒淫误国，有一定积极意义。《长恨歌》的作者白居易是当时的进步诗人，他本身在爱情上有过痛苦的经历，在描写李、杨的宫廷生活时，就把他“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见白居易《潜别离》诗）的痛苦经历和“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水，枝枝连理生”（见白居易《长相思》诗）的进步爱情理想，溶注进去，歌颂了李、杨爱情的生死不渝。

4.桃花扇

描写南明兴亡的历史悲剧。作者是忠实于史实的，他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锺情，宾客解嘲，虽秒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孔尚任搜集史料、构思创作前后达十余年，并且三易其稿，可见其创作态度之严肃。但作者又并不为史实所囿，而是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认认认认真地地组织、安排、集中、穿插，以适合于当时舞台演出的要求，使人们从这栩栩如生生的舞台艺术形象中接受记忆犹新的历史教训，达到他在《桃花扇小引》中所揭示的“不独使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