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的历史故事 常熟历史文化

一、常熟历史文化

常熟***Changshu***，简称虞，因“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灾”得名“常熟”，行政区划属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东北濒长江，与南通市隔江相望，东南邻太仓，南接昆山市、苏州市相城区，西连江阴市、无锡市锡山区，西北与张家港市接壤。下面我给大家介绍。

简介

常熟以悠久的人文历史、秀丽的山川景色、丰饶的物产资源享誉江南。夏、商时期，常熟地域为扬州属地。商末***公元前11世纪***周太王古公父之子泰伯、仲雍让国南来，建勾吴古国。武王灭纣后***公元前841年***封仲雍曾孙周章为吴王，立吴国。常熟地域时为吴国北境。东周元王五年***公元前471年***越灭吴，常熟地域隶于越。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楚灭越，常熟地域隶于楚。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常熟地域属会稽郡吴县。西汉景帝前元时期***公元前156~前150年***，常熟地域上首次设虞乡建置，仍隶于会稽郡吴县。东汉永建四年***129年***，会稽郡浙江以西另设吴郡，虞乡隶于吴郡吴县。其时，常熟地域内又增设南沙乡，并在该乡置司盐都尉署，开常熟地域史设吏治之先河。

三国鼎立期间，虞乡、南沙乡同属吴国吴郡吴县。太康四年***283年***，虞乡升为海虞县***因县境东临沧海而命名***，隶于吴郡，此为常熟地域设县之始。东晋元帝初年***317年***，以海虞县北境侨设郯县、朐县、利城县，为南东海郡。东晋咸康七年***341年***，南沙乡升为南沙县。是时，常熟地域并存海虞、南沙两县。南北朝时期，南齐永泰元年***498年***，海虞县北境设海阳县，隶于晋陵郡。梁大同六年***540年***以南沙之地置常熟县，县治之地设南沙城***即今福山***，是为常熟县名之始。常熟之名取“土壤膏沃、岁无水旱”，“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之为灾，则岁得常稔”之意。

唐武德七年***624年***，常熟县治移至海虞城即现之虞山镇，隶于吴郡。五代十国期间，常熟属吴越国。宋代，常熟属平江府。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常熟县升为常熟州，隶于平江府。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复降为县，隶于苏州府。清雍正四年***1726年***，析常熟县东境置昭文县，两县治同城。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占常熟、昭文，两县同属苏福省。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退，两县仍隶于苏州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是年11月，常熟、昭文两县合并为常熟县。1949年4月27日，常熟解放。同年5月以县城设常熟市，县、市合署办公。1951年，常熟市隶于苏南行政区苏州专区。1954年11月，常熟市升为江苏省辖市。1958年4月撤常熟市，仍统一为常熟县。1983年3月撤县建市，以县境设常熟市。

常熟书法

常熟书法，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唐人张固的《幽闲鼓吹》中即记述有“书圣”之称的草书大家张旭与常熟老翁论书的故事。据《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统计，入选其中的常熟籍书法家就有近200人。如此众多的书法人才在全国同类城市屈指可数。张旭虽不是常熟人，但其书法却因在任常熟县尉时，结识了一位擅书者才得于日臻精进，从而取得了极为突出的个人成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也为常熟开启了以书法陶冶素养的风气。至今城内留有醉尉街、洗砚池等张旭学书的古迹与传说。

自元以后，常熟书法名家累世不绝，尤以清代末年至民国初年涌现的杨沂孙、翁同龢，萧蜕三位常熟籍书法家最负盛名。杨沂孙自幼潜心研究书法，尤嗜篆籀之学，所作篆书，吸收金文、石鼓文、秦权量诏版、汉碑篆书而自成一格。近代大书法家吴大澄、吴昌硕、罗振玉等，都曾临习过杨氏篆书。萧蜕幼年即勤于学书练字，盛年时期书法造诣名闻远近。篆书丰盈而不臃肿，隶书浑秀见长，草书纯正自然，行书圆润活泼，可谓四书皆精，被誉为“江南第一书家”。两朝帝师翁同龢，早年学欧、褚、柳、赵。中年学颜，得其风骨，更出入苏米，时称“孩儿体”。晚年学隶，回腕作书，力追静穆。时人得其片纸只字，辙视为珍宝。《清史稿》等文献称翁之书法“自成一家，又为世所宗”、“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为干、嘉以后一人。”常熟博物馆藏有杨沂孙、翁同龢、萧蜕书法墨宝多幅，可供观赏。

常熟绘画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常熟，画家迭出。据不完全统计至清末，即有画家一千余人之多，可谓群星璀璨，代有传人。其中尤以熔南北宗于一炉的“虞山画派”，流风遗韵，于今不衰。

常熟绘画，可追溯到元代的黄公望。黄氏多才多艺，工书法、诗词、散曲，尤精于山水画。创作注重写生，取材多以虞山、富春一带山水为主，或以浅绛或以水墨设色。构图气势雄厚，笔下山水，“峰峦浑厚，草木华滋”被誉为“元四家”之首，对明清山水画影响深远。黄公望传世作品约有二十余幅，被世人视为珍宝。其中《富春山居图》卷最为著名，现此画一半藏于大陆，一半藏于台湾。黄氏殁后，墓葬于虞山西麓。明代江南名画家周之冕，所绘花卉，勾染点簇，兼工带写，自成一派，被画史称为“勾花夹叶派”。周氏有传世作品三十余幅，主要收藏于京、津、宁等地，常熟博物馆藏有《松梅芝兔图》。清初是常熟绘画的鼎盛时期，其代表人物首推王石谷。王氏祖上四世皆善画，少时专访黄公望作品，二十岁后得王鉴、王时敏悉心指授。五十岁后画风成熟，为社会推崇，有“画圣”之誉。王氏画风宗学者甚众，渐成“虞山画派”。其传世作品除藏于故宫、上海等博物馆外，常熟博物馆藏有《芳洲图》。王石谷墓在虞山西麓。王氏之后，尚有吴历、杨晋、黄鼎、马之驭、蒋延锡、蒋宝龄等，均为名重一时的画家。

二、张家港的民间故事有哪些

1·《许蓉抗倭筑堡城》

距今500年前，港城历史上出了一位风云人物，他无官无爵，乃一介布衣，却有勇有谋，胆识过人，为抗击倭寇、保卫家乡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就是明代嘉靖年间的杨舍斜桥人许蓉。

明嘉靖年间，倭寇屡犯江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由于杨舍地处江尾海头，凡有倭患，首当其冲，故受害尤烈。嘉靖三十二年（1553）春，江阴县令钱錞巡视江防，来到杨舍，专程拜访许蓉，诚邀他统率杨舍地区乡兵，协助官府守卫家乡。许蓉对倭寇恶行早已切齿痛恨，时虽年过半百，仍慨然允诺，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保家卫国，义不容辞”，于是征募千名乡兵，日夜操练，并在港口要道设防布哨，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当年农历五月十八日，倭寇入侵太仓，太仓向江阴告急，钱錞命杨舍赴援。许蓉派遣族叔许枨、义儿朱贵率百余乡兵直奔太仓。一次海上遭遇战中，官兵因惧怕倭寇凶悍，不敢迎战。许枨、朱贵见状怒火中烧，驾舟奋勇杀入倭阵，终因寡不敌众，许、朱二人英勇牺牲。

次年（1554）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倭寇分两路侵扰杨舍。许蓉亲自率乡兵与敌激战于三官堂。由于倭寇强弩乱发，而乡兵装备简陋，无甲盾可挡，只得边战边退。混战中，许蓉幸有义仆陈周拼死保护，得以免遭不测，而陈周却壮烈牺牲。第二天，许蓉会合江阴城里官兵，重整旗鼓，精心部署，选择有利地形，分头夹击倭寇。这一仗，倭寇被打得抱头鼠窜，死伤惨重，残敌于仓皇中遁海逃亡。此仗是港城历史上抵御外侵、反败为胜的成功战例。

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数千人卷土重来。常熟县令王鈇、参议钱泮在让塘同倭寇激战时中伏遇害。许蓉闻讯，修书急告钱淳，钱淳顿足道：“江阴危急矣！”倭寇为报一箭之仇，直窜斜桥寻衅，肆意劫掠，一把火烧掉许蓉家房屋大小90余间，器用物品百不存一。许蓉因势单力薄，只得退守河东，目击焚烧惨状，徒唤奈何。县令钱錞见倭寇猖獗，忍无可忍，在敌众我寡情况下，出城与倭寇决一死战。厮杀中，钱錞马陷泽中，身受重伤而壮烈捐躯。许蓉闻讯，泪流满面，仰天长叹，自知难以挽回局势，只得谢事归闲。

义筑堡城

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江苏巡按尚维持为防御倭寇，规划在沿江地区军事要冲建造五座城池，杨舍堡城即是其中之一，且工程最为浩大。

其时，正值连年倭乱，府库枯竭，资金匮乏；百姓多有流亡，衣食无着，劳力奇缺。江阴县令杜华接到差事，深感为难。于是尚巡按亲自来到杨舍，召集常州知府金濠（当时江阴属常州府）、江阴令杜华现场会商建城事宜，一致认为筑城主管非许蓉莫属，乃约请许蓉再次出山，承担筑城重任。许蓉数年来身受倭乱之苦，深知建城之役关乎一方百姓安危，于是欣然领命。

期间，许蓉制订具体规划，审核设计图样，四处募集资金，招收筑城民工。当时，工程概算需银三万余两，官府多方设法仅筹集到一万四千两，尚缺一半还多。许蓉因屡遭倭寇焚掠，家境已十分拮据，但仍慷慨解囊，捐出家财。他还亲自率领六个儿子上工地挑砖垒土，为乡人做出表率。杨舍百姓对筑城一事，无不衷心拥戴，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其中有个名叫顾雨的富商，出资万两，独造半城，时有“顾半城”之誉。

由于许蓉管理得法，民工艰苦劳作，这一浩大工程竟未满百日，即顺利告竣，创造港城建筑史上一大奇迹。新建的杨舍堡城，墙高二丈三尺，周长六百余丈，设有四座城门，东曰控海门，南曰暨阳门，西曰通江门，北曰翊京门，城外有护城河，城内有濠河，还建有东水关、西水关各一座。在建造堡城的同时，许蓉还负责督造了城内的参将府、游兵把总司和巡检司官署以及军队营房共计300余间。堡城落成之日，江阴进士、礼部主事薛甲专程到杨舍视察，欣然命笔，写下《新筑杨舍城记》，内有“昔之旷莽，郁为伟观；民愿数年，慰于一旦。望之者，疑若天造地设，恍不知其所自来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由于江防森严，城池固实，倭寇再不敢轻易到杨舍及其沿江一带骚扰，老百姓才得以过上安宁生活。

2·《蚕花娘娘的故事》

相传很久以前，在太湖边住着一户人家，男人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了，妻子已经去世。家里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儿，喂养着一匹白马。女孩一人在家，非常寂寞，一心盼望父亲早日归来。可是盼了很久，父亲还是没有回来，女孩心里又急又烦。

一日，女孩摸着白马的耳朵开玩笑地说："马儿呵马儿，若是能让父亲马上回家，我就嫁给你。"白马闻言竟点了点头，仰天长啸一声，随即挣脱了缰绳，向外飞奔而去。没过几天，白马就驼着女孩的父亲回到了家中。

此后，那匹白马一见到女孩就高兴地嘶叫起来，同时跑到女孩身边久久不肯离去。女孩虽也很喜欢白马，但一想到人怎么能同马儿结婚呢？便又担忧起来，眼见着一天天消瘦下去。女孩的父亲发觉后，悄悄地盘问女儿，才知道女儿当初许过的承诺。父亲心中替女儿着想，于是趁女儿不在家时，一剑射死了白马，还把马皮剥下，晾在了院子里。

女孩回到家中，见到晾着的马皮，知道出了事，连忙奔过去抚摸着马皮伤心地痛哭起来。忽然，马皮从竹竿上滑落下来，正好裹在姑娘身上。院子里顿时刮起了一阵旋风，马皮裹紧姑娘，顺着旋风滴溜溜地打转，不一会儿就冲出了门外。等女孩的父亲赶去寻找时，早已不见踪影了。

几天后，村民们在树林里发现了那个失踪的姑娘。雪白的马皮仍然紧紧地贴在她身上，她的头也变成了马头的模样，爬在树上扭动着身子，嘴里不停地吐出亮晶晶的细丝，把自己的身体缠绕起来。

从此，这世上就多了一种生物。因为它总是用丝缠住自己，人们就称它为"蚕"（缠）。又因为它是在树上丧生的，于是那棵树就取名为"桑"（丧）。后来，人们尊奉她为"蚕神"，因其头形状如马，又谓之"马头娘"，古书称之为"马头神"。再后来，因为有人认为马头神的样子不好看，就塑造了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姑娘的形像，这种塑像被后人放在庙里供奉，谓之"马鸣王菩萨"。

三、常熟家乡名人--作文

1982年的一天，在江苏省常熟县，一位派出所的同志领着几位外地来客，走街串巷，来到一座木板房前，来客中的一位老人，端详着这修缮过的房屋，激动地连声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这位老人就是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他来探望深深怀念的生他养他的故乡。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常熟县枫塘湾。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中医，他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13岁的时候，母亲由于过度劳累，得了肺病，又故去了。只有外婆疼爱他，供他上学。

1920年，他随一位远房亲戚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他在小学的时候，对解趣味数学题着迷。在中学，他最感兴趣的课仍是数学。教数学的周培老师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鼓励学生自学，在课外组织开展数学自学小组活动，王淦昌是小组的活跃分子。在周培老师的指导下，他在中学里就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微积分。1925年，他考进了清华大学。

清华原来是留美预备学校。从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招收一年级学生，王淦昌就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学生。清华大学是用中国政府每年缴付美国的庚子赔款办校的，经费比较充裕，设备条件是国内其他大学不能比的。而化学系的实验条件在学校里又是佼佼者。王淦昌一进清华，就迷上了化学。他在中学时没有接触过多少化学实验，现在他一进实验室就显得异常活跃。石蕊试纸的颜色变化使他惊奇；关于元素和化合物性质的各种实验，他都认真去做；化学元素周期表，他背得烂熟，他觉得化学真是有意思。

可是，一年之后分系的时候，王淦昌既没有考虑从小就喜欢的数学，也没有进化学系，而是选择了物理系。

原来，清华大学物理系是由实验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1898～1977）创建的。他很重视为学生打下牢固的基础，亲自给学生讲普通物理课。有一次在课堂上，他提了一个有关伯努力利方程的问题，王淦昌很快给出了答案，叶先生很高兴。下课后，他把王淦昌找去了，了解他的学习情况，并对他说：“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叶先生引人入胜的讲课，对王淦昌的特殊关怀和鼓励，使王淦昌对实验物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爱上了实验物理，决心要打开实验物理的大门。

后来，中国另一位实验物理学家吴有训从美国回来，叶企孙就请他到清华大学来主持近代物理课程。吴有训很注意培养提高学生进行实验物理研究的本领。他在教学中，注意到王淦昌对实验的特殊爱好和操作能力，他也喜欢上这个勤奋、好动的学生。他自己是通过实验工作接受近代物理学的，他也希望用同样的方法，来培养、帮助王淦昌。1929年6月，王淦昌大学毕业了，吴有训把他留下来当助教，并且给了他一个研究题目：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目的是要研究北京附近气象因素对大气放射性的影响。这项研究当时在国内还不曾有人做过。王淦昌在吴有训的指导下，查阅了大量资料，然后进行实验。每天从早晨9点到11点，重复着那一套繁琐、艰苦而又需要一定技巧的实验，同时记录下当天的温度、大气压、风速、风向、云的性质与分布等。从1929年11月到1930年4月，一共6个月。这真是对青年科学家的一次考验，王淦昌坚持下来了，得到了北京上空大气放射性与气象条件的相互关系的大量数据，写出了论文。

叶企孙、吴有训这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把王淦昌引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王淦昌对物理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他在浙江大学当物理系主任的时候，新生入学，他都要亲自去欢迎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他对新生们说：“物理学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她研究的对象。她寻求其中的规律，这是十分有趣味的你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专业。”多么使人鼓舞啊！他也像他尊敬的老师那样，把一批批学生，引上了物理学的征途。

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1950年4月，王淦昌应钱三强的邀请，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51年被任命为副所长主要领导宇宙线的研究工作。1954年在云南落雪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很快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外同行的注意。

1956年秋天，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后来又担任副所长，并且亲自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开展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

自从1930年英国科学家狄拉克首先从理论预言存在电子的反粒子——正电子，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逊利用云雾室从宇宙线中发现正电子以后，实验物理学家一直在寻找各种粒子的反粒子。如果所有的粒子都有反粒子，这将证明微观世界中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对称性，粒子与反粒子——正与反——的对称。各种介子的反粒子已经确证了。1955年美国建成60亿电子伏质子加速器，用这台加速器很快就发现了反质子，接着又发现了反中子。到1957年，摆在实验物理学家面前的一个挑战性课题，就是寻找反超子。这时候，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一台能量更高的加速器还在建设中，而联合原子核所一台能量为100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就要建成了，在能量上可以占几年优势。王淦昌根据这个情况，果断地把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作为小组的主要研究课题。

联合所的加速器是建成了，但是配套的设备如探测器、测量仪、计算机等都没有。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经过研究，王淦昌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首先，他考虑到反超子的寿命很短，要想比较可靠地捕捉到这类粒子，用能够显示粒子径迹的气泡室作为主要探测器比较理想。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又选择了技术难度比较小，建造周期比较短的丙烷气泡室，他们自己动手，建造了气泡室，用π介子作为炮弹，在加速器上进行实验。王淦昌把握着研究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及时地嘱咐组员们在观察气泡室拍摄到的照片时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1959年3月9日，终于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

王淦昌小组的工作，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赞扬。1972年，杨振宁教授回国访问时对周恩来总理说：联合原子核所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先生及其小组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1982年，王淦昌和丁大利、王祝翔荣获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物理学家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以身许国”

1960年底，王淦昌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任期满了，他就要回国了。

一天，他特地来到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慎重地把一个存折当面交给大使，说：“请你收下，转交给祖国人民吧！”这是他在联合所工作4年，节衣缩食积存下来的，共有14万卢布（旧币，折合新币14000卢布）。他想，祖国和人民正在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这笔钱虽然不算多，但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祖国的一份心意。

看了这个故事，读者可能会想，王淦昌是教授，工资高，一定有很多钱吧。他的学生曾经回忆过这样一段往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师的薪水很低，王老师又在病中，生活艰苦，营养不足。有人私下议论：王老师是28岁当教授的，抗战前，应该拿高薪，那时候物价也比较低，发的是硬币银元，师母也善于节俭治家，估计会有积蓄，为什么生活这样艰苦呢？后来揭开了这个谜，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早在抗日战争爆发时，为了支援抗战，王老师和物理系仪器管理员任仲英一起，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募捐废铜烂铁，给政府造抗日枪炮。而王老师是既出钱又出力，把他结婚时的金银首饰和家里积攒多年的银元都捐献了。王淦昌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的学生。

王淦昌的夫人是一位家庭妇女，子女又多，靠他一个人的收入，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有一颗非常可贵的赤子之心。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常常以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自勉。总是想着国家，想着别人。他40年代的一个学生，在1957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编译《爱因斯坦文集》，有一段时间断了生活费的来源，王淦昌知道后，就给这个学生写信，要他安心做好《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生活费由他负责。以后，他每月按时给这个学生寄30元生活费，直到他知道这个学生的生活费问题确实解决了，这才放心。在那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这样做是要冒受批挨斗的危险的。

1982年，因为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他们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王淦昌得了3000元奖金。他把这笔钱全部捐赠给原子能研究所职工子弟中学，作为奖学金。他说，他是想为娃娃们的父母减轻一点负担，使他们为原子能事业更好地工作。这也体现了老一代科学家对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寄予极大的期望。

1959年6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撤走专家，企图把中国原子能事业扼杀在摇篮里。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建设核工作。

为了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弹技术难关，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有关部门，集中到了北京核武器研究所。

1961年3月的一天，回国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健步登上二机部大楼，在二楼的部长办公室里，刘杰、钱三强正在等着他哩。刘杰部长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求他3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这个决定对王淦昌来说，就是要他从熟悉的、并且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研究工作，改做他不熟悉的应用性工作。他脑子里一下就联想到40年代初期，国际上有一批物理学家，突然“失踪”了……他，没有多想，没有犹豫，随即愉快地表示：

“以身许国。”

汽车离开了二机部大楼。王淦昌陷入了沉思：“3天？”他想起了刚才刘杰同志向他转达的周总理的口信：这是政治任务。我们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学家！我们的祖国，需要更加强大。是啊，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并且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不就是祖国的强盛吗？他深深地感到，党和国家对自己是多么信任，寄托着多大的期望啊！第二天，他就到核武器研究所上班了。从此，他隐姓埋名，默默地为这神圣的事业奋斗了16年。

王淦昌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领导工作。开始，爆轰物理实验是在离北京不太远的长城脚下进行的。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没有试验场地，是借用解放军的靶场。王淦昌和郭永怀来到了靶场，走遍了靶场的每一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指挥安装测试电缆、插雷管，直到最后参加实验。一阵阵“轰”、“轰”的爆破声，震撼着古老的长城，一年中，他们做了上千个实验元件的爆轰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上掌握了获得内爆的重要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3年春天，王淦昌带头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家和亲人，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去工作。那时候，基地刚刚开始建设，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又是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高原，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喘气。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王淦昌仍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同志们讨论问题，常常和大家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一次实验都获得成功。

就在这一年中，王淦昌到广州开会，见到了陈毅副总理。陈毅副总理作了一个握紧拳头，然后猛地展开的手势，问王淦昌：“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响？”王淦昌满有信心地答道：“再过一年。”陈毅副总理高兴地说：“好，有了这个，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就更硬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是轰轰轰的爆炸声……原子弹爆炸了！在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抱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过了两年8个月，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这里面有王淦昌的心血，人们称他为核弹先驱。他却谦虚地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员。”

1969年，王淦昌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在这期间，他又成功地领导了中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

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上级明确要求，务必在国庆20周年前打响。并且要求保证成功，保证安全。当时，王淦昌已经年逾花甲，又是处在动乱时期，要担负这样重要的任务，要促生产，可真不容易啊！

他亲自深入车间，和工人同志们谈心，到职工宿舍，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的实干精神，支持着王淦昌满怀信心地去完成试验任务。

王淦昌在严重缺氧的高原上，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工作，身体渐渐支持不住了。同志们要求他说：“王老，你歇歇，让我们去跑吧！”但是，有高度责任感的王老，仍坚持要亲自到科研生产第一线去。他说：“任务那么紧，项目那么多，有一项赶不上进度，就会影响试验。”后来。因为缺氧气喘，实在跑不动了，就在办公室接上氧气袋，坚持工作。

由于时间紧，工程量大，地下坑道里的通风设施比较简陋，氡气浓度不断增长。王淦昌听到这个情况，很为在地下工作的科技人员的健康担心，立刻组织人员进一步监测，他分析原因，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仍有一些同志心里不安，几次找王淦昌反映。王淦昌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向大家说明情况，并恳切地要求道：“希望大家发扬我院优良传统，加紧工作，缩短在洞内停留的时间。”最后，大家都提前完成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而王淦昌一直坚持在洞内，和大家一起工作，直到最后才撤离现场。

王淦昌领导同志们按期完成了国家试验任务。却因为他坚持科学态度，说了实话，被扣上“动摇军心”的帽子；又因为同志们提出“对在洞内工作的同志保健应有所改善”的要求，王淦昌答应向党委建议解决，又被当成搞

“活命哲学”，怕苦怕死的典型。一顶顶帽子扣到他头上，他却泰然自若，用沉默予以抵制。开完批判会，一回到住地，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975年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前，同志们把准备工作做好了，满有把握地向王淦昌和其他领导作了汇报。王淦昌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坚持要进洞作一次最后的现场检查。当时，洞内回填工作已经进行，要进去比较困难，许多地方只能爬着进去，而且里面的光线很暗，大家一再说，可以保证工作的质量。他想到周总理的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还是爬进洞内，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察看，仔细询问他不放心的问题，直到把每一个实验装置的结尾工作都看完了，才满意地说：“我现在可以放心了。”

永不知足的追求者

原子能研究所里静悄悄的。全所职工都在礼堂开会，王淦昌所长正在讲话。他，情绪微微有些激动。前不久，1979年12月1日，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他跟着共产党走过了30年的历程，他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现在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作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应该怎么办呢？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对实现“四化”更有直接的责任，我们必定要尽一切力量，争分夺秒地努力去完成各项任务。这就是一个新党员老科学家在新的形势面前作出的答复，也是对他所领导的全所同志发出的号召。

王淦昌看到实现“四化”，能源是重要的物质基础，而开发利用核能（核电站）是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1978年，他和二机部的几位专家，利用国庆休假，给党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建议发展核电。邓小平同志很重视，派人找写信人座谈，听取意见。从此，他对核电就抓住不放了。率领考察团出去考察，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作报告、给有关杂志写文章，广泛地宣传核电。

1980年，中央书记处邀请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开设“科学技术知识讲座”，为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讲课，其中第三讲的内容是安排能源问题。王淦昌听说后，主动找科学院联系，提出应增加核能的内容。核工业部推荐王淦昌去讲。王淦昌认真准备，他收集了大量资料，反复修改讲稿，制作幻灯片，还进行了几次预讲。充分体现了他对发展中国核电事业的负责精神。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淦昌兼了10多个职务，经常出去开会，但是，他的主要阵地，还是在原子能研究所。他亲自抓一个研究组，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研究室，进行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1982年，他把核工业部副部长的职务辞掉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把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辞掉了，把核物理学会理事长的职务也辞掉了。他说：“别人可以担任的工作，何必自己一直担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项工作他是不会辞掉的，就是科研，就是惯性约束核聚变。有一次他看了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电影后，非常高兴地说：

“巴甫洛夫活了90多岁还能坚持搞科研，实在太好了，我还可以搞好多年科研呀！”

聚变反应也是一种重要的核反应。海水里含有大量的氘，氘、锂等都是能进行聚变反应的核燃料。受控聚变一旦实现，将是人类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惯性约束是世界上公认很有希望的一种实现聚变的方法。早在1964年，他与苏联巴索夫几乎是同时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产生核聚变的设想，他向国务院写了一份建议书，很快上海光机所就开始从事强激光的研究。后来，他又敏锐地注意到，强流加速器产生的高能带电粒子束引发核聚变，花钱比较少，适合中国国情，有巨大的潜力，他就和科研组的同志一起，设计、建造这种类型的加速器，开展粒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工作。现在他又引导这个研究室把工作的重点转变到氟化氪激光聚变的研究上来，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进展。王淦昌对科研上的成就就是这样永远不感到满足，对科学的探索永远不断地向新的高峰攀登。他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